9月5日―7日，第六屆外灘金融峰會召開。今年的主題是，應對變化的世界（Navigating a changing world）。

Navigating詞義背后暗含隱憂。除了“導航；航行；橫渡”釋義外，Navigate還意指，“在對付困難復雜情況下，找到正確的方法”。我們似乎就在一艘正在航行的船上，尋求方向。

歐洲央行原行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在開幕式的致辭中說，在氣候變化的框架下，我們超越了同舟共濟的關系，而是共處一艘獨立巡航的宇宙飛船上，無人幫助，必須切實擔負起責任來。

在變化的世界中如何巡航新的通路？

一些事實令人堪憂：經濟增速放緩，全球經濟尋求軟著陸，同時存有“碎片化”傾向；區(qū)域爭端不休，貿易、技術紛爭不斷，保護主義抬頭；應對氣候變化刻不容緩，人口老齡化倏然而至，生成式AI狂飆。

作為全球經濟中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國也正在經歷有效需求待提振，謀求高質量發(fā)展，探尋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關鍵時期。截至7月底，中國風光裝機總量已達到12.06億千瓦，提前六年多實現(xiàn)“到2030年，風電、太陽能發(fā)電總裝機容量達到12億千瓦以上”的氣候雄心目標。而隨著AI取得里程碑式的發(fā)展，中美競爭又被推至一個新的領域。

這些都帶來了極大的不確定性。構建穩(wěn)定、韌性、繁榮的未來，應對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頗具挑戰(zhàn)。

在一場有關全球治理的討論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所長張宇燕在開啟這個話題時，引出一個問題，“我們何以至此，又該去哪里？”

他認為，當前全球治理存在著巨大的治理赤字，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全球共識、全球公共治理產品供給不足和大國間的“負和博弈”狀態(tài)。當前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停擺，臨時解決方案遠不能滿足需要，全球治理需要解決方案。“在具體問題上達成共識是非常困難的”。

但在不確定性中，一些共識是確定的：不應忘記全球價值鏈在過去三四十年間為全球經濟的繁榮做出的巨大貢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將全球經濟分割；以更加合作的方式追求共同的目標。

全球經濟似乎已臨近“軟著陸”

世界銀行最新估算顯示，2024年，全球經濟增速預計約為2.7%。同時，全球通脹料降至三年來的最低點，融資環(huán)境已見寬松。但企穩(wěn)跡象背后，錯綜復雜的經濟與地緣政治因素仍對全球經濟構成巨大壓力：今年全球經濟增長有望企穩(wěn)，全球經濟似乎已經臨近“軟著陸”，但增速仍持續(xù)低于疫情前十年中3.1%的均值。

全球經濟正經歷一系列關鍵挑戰(zhàn)，生產率增速，以及對于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的投資皆有所放緩。

根據世界銀行的觀察，盡管技術飛速發(fā)展，但新興市場的生產率增速過去二十年來一直在下滑。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已成普遍現(xiàn)象，影響了70%的經濟體、逾80%的全球極端貧困人口，見于包括東亞在內的所有發(fā)展中地區(qū)。這對可持續(xù)的經濟增長構成了嚴峻挑戰(zhàn)。2010―2020年，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經濟體的平均投資增速降至5%，創(chuàng)三十年來最低水平，較2000―2010年減半。

世界銀行運營常務副行長Anna Bjerde表示：“自疫情及其導致的全球沖擊發(fā)生至今已逾四年，但各國，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顯然還未重新找到通往繁榮的可靠路徑。”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長期以來一直是經濟活力的燈塔，在這樣的趨勢下也無法獨善其身，增速也仍低于疫情前水平。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經濟體的前景格外堪憂。到2030年，其潛在增速有可能降至4%，較上一個十年的平均水平降低一個百分點。

“按照目前的經濟擴張速度，我們將無法實現(xiàn)發(fā)展目標。增長疲軟會產生嚴重的后果：未來十年，發(fā)展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將有12億年輕人達到勞動年齡，但相對應能創(chuàng)造的新增就業(yè)崗位數(shù)量預計將僅有4.24億。此外，經濟增速每下滑1個百分點，貧困人口就會增加1億人。”

世界銀行呼吁積極采取相關措施，尋找重振經濟的通路。

重新審視2%的通脹目標：新框架與新形勢

經濟學家通過研究許多國家在一個較長時期內的通脹經驗，提出了2%的通脹目標，但是這一時期的經濟體中多處于劉易斯拐點后的黃金時代。2%的通脹目標是否還適用當前的情況？

在9月6日的“全球貨幣政策轉向及其影響”的圓桌討論中，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郭凱拋出一系列問題：我們是否正在進入一個高通脹、高利率的時代？鑒于目前全球正在發(fā)生的所有事情，包括逆全球化、貿易碎片化等，在這種情況下，央行是否應該改變2%的目標？

印度央行原行長拉古蘭?拉詹（Raghuram Rajan）提出，有多種力量在推動通脹走高的趨勢，比如許多國家政府的財政狀況并不樂觀，因此缺乏調整財政計劃的積極性。同時在必須進行的投資領域中，例如綠色投資，由于規(guī)模巨大，也將推高成本，造成潛在的通脹，其中一次性的通貨膨脹較好調整，而穩(wěn)定的則難以調整。

而貿易保護主義的持續(xù)升溫也會帶來物價的持續(xù)走高，可能會改變通脹預期。同樣，他認為如果設置貿易壁壘，地方壟斷會越來越強，這會讓央行對通脹的容忍度更高一些，隨著這一切的到來，我們很可能會迎來一個高通脹的時代，比疫情之前的世界通脹率更高，如果是這樣的話，一個更能抑制通脹而不是提高通脹的框架肯定值得考慮。

“但這也不意味著要改變通脹目標，我們都知道，非絕對必要不改變，一旦改變則很難保證有一沒有再，之前建立起來的公信力就會喪失殆盡?！?/p>

拉詹建議，我們也許需要對低通脹寬容一些，不要為了提高通脹率而采取各種激進政策，首先，通脹率很難上升；其次，在試圖提高通脹率的過程中，可能會制造更多的問題。

各國央行即將進行政策轉變，美國和歐洲開始放松貨幣政策，日本開啟正?；?，有關貨幣政策的調整也涉及對通脹目標的再度審視。

美聯(lián)儲一旦認識到通脹的持續(xù)性，它就采取了非常有力的行動來應對，似乎正在實現(xiàn)軟著陸。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美國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原副主席唐納德?康恩（Donald Kohn）認為，但美聯(lián)儲仍需審視其貨幣政策框架。因為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需要面對的不是零利率和低通脹，而是高通脹以及應對之策，因此，在 2020 年制定的框架對于接下來的高通脹局面或許不具備指導性。

康恩表示：“2020年，美聯(lián)儲宣布將在每五年重新審查一次框架，起始時間是2019年，我們可以期待鮑威爾主席在今年晚些時候的杰克遜霍爾會議上宣布將開始重新審查 2020 年制定的框架，我對框架如何變化并沒有強烈的看法，但我強烈建議他們好好想想，為制定新的框架，也是為了檢視形勢，從經驗教訓入手，思考從過去五年的經驗中學到了什么？”

這就涉及，對2%的通脹目標的再研究，需要仔細推敲這是否是正確的通脹預測?？刀髡J為，在2019年，2%可能是正確的目標，包括日本央行和歐洲央行在內的許多央行都是如此，但他認為，美聯(lián)儲最好能認真審視一下這個目標，以及新框架將涉及的策略、工具和溝通。他認為利率前瞻性指引 ，束縛了美聯(lián)儲的手腳，延誤了對通脹的反應。

因此，2020 年框架的設計適合用來應對低利率、低通脹的情況。要適應不同的情況，康恩認為新框架需要針對各種情況進行壓力測試 ，進行必要的調整，使其更具普遍性。以確保在供給側沖擊和需求側沖擊的情況下，給出相適應的戰(zhàn)略。

“功能性脫鉤”：處理中美緊張關系的戰(zhàn)略性方法

對于中國而言，正在經歷一段總需求不足的時期。

針對放緩的經濟增速，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特任教授、日本央行原行長黑田東彥表示，中國人民銀行一直相當謹慎且很好地管理其貨幣政策，我不認為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發(fā)生激進的變化。但由于消費者價格通脹接近零，生產者價格指數(shù)通脹略微為負，寬松的貨幣政策應該維持并繼續(xù)下去。

9月5日，中國社科院院士、浦山基金會理事長余永定表示，從宏觀經濟層面，中國并不存在產能過剩，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

在他看來，中國必須使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等來對經濟給予刺激，進而將能夠減輕中國出口的壓力，同時也能幫助美國以及其他國家。

這一表述源于同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名譽所長和非常駐高級研究員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的交流，在此次外灘金融峰會上，他們討論了中美經貿關系，以及產業(yè)政策和產能過剩，關稅和未來的全球產業(yè)鏈格局等最新問題。

在中美兩國的技術競爭的新階段。伯格斯滕仍然認為，中美之間有條件的競爭性合作和“功能性脫鉤”是現(xiàn)實的解決方案之一?！肮δ苄悦撱^”是處理中美緊張關系的戰(zhàn)略性方法。

他建議，兩國應該不斷尋找全球經濟議程上出現(xiàn)的新問題，這些領域還沒有規(guī)范、準則，從零開始制定新的規(guī)則、規(guī)范，以此管理關鍵問題。

“中美雙邊關系和世界經濟都在遭受貿易、技術、戰(zhàn)爭等問題的困擾。如果中美兩國能夠達成一致，共同制定新的道路規(guī)則，這將是向前邁出的關鍵一步，從而為中美雙邊關系和世界經濟找到一條更加穩(wěn)定的道路?！?/p>

在同日上午，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對話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名譽聯(lián)席主席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時，雙方也談到中美合作兩個具體問題：清潔能源發(fā)展的馬歇爾計劃和人工智能。伯格斯滕認為，這兩個方向將是中美之間持續(xù)合作的備選方案，盡管在安全和其他問題上分歧仍存。

以人工智能為例，魯賓表示，AI潛力巨大，甚至會有助于解決美國的財政問題，有觀點預計，人工智能可以把美國的經濟增長趨勢從 2% 提高到 2.5%―3%。這會產生真正的財政抵消效果，但同時也存在實際風險。

“人工智能訓練需要巨額資金，中國和美國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我們都擁有強大的技術能力。因此，我認為我們兩國將繼續(xù)向前邁進，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困難會越來越多，這是一個巨大而復雜的問題?！?/p>

魯賓表示：“美國和中國必須共同努力，能否制定出某種全球性的方法，否則就會相互競爭，會去降低標準，因為都怕把領先優(yōu)勢拱手讓人。”

避免“綠天鵝”：應對氣候變化刻不容緩

正在加速的氣候變化，同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一并被列入世界銀行認為的全球正在共同面臨的一系列風險之一。

根據世界銀行統(tǒng)計，氣候風險對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經濟體的沖擊尤為顯著，東亞和太平洋地區(qū)就是典型例子。目前，全球自然災害導致的損失中，已有超過一半由該地區(qū)承受，而氣候變化仍在加劇災害。世行預計，到2050年，氣候變化對菲律賓、越南等國家的經濟沖擊占其GDP的比重可能會超過10%。

去年12月召開的COP28大會上，首次提出了“轉型脫離”化石燃料的目標。今年是全球大選年，有些國家新執(zhí)政者上臺后，會不會出現(xiàn)當年美國退出《巴黎協(xié)定》的情況，地緣政治沖突會不會沖擊能源安全供應，也在引發(fā)擔憂。此外，氣候變化的陰謀論說法也在沉渣泛起。

在此背景下，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十三屆全國政協(xié)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在本次峰會上表示，“目標決定預期。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具有巨大的外部性，目標的確定性更為關鍵。如果既定的實現(xiàn)全球碳中和的目標有所搖擺或后退，很多正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停頓下來，甚至前功盡棄?！?/p>

劉世錦稱：“和10年、20年前相比，應對氣候變化，實現(xiàn)碳中和，并不僅僅坐而論道，不是講大道理，不是講價值觀。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數(shù)以萬億計的研發(fā)和產業(yè)投資已經投下去了，如果長期目標動搖或后退甚至放棄，涉及的不僅是理念和價值觀問題，更是巨大的利益問題?，F(xiàn)在你可以說是一匹馬，或者是一只老虎，已經騎到了它的身上了，下不來了。若干萬億的投資已經投下去了，現(xiàn)在是利益問題，也有理念和價值觀的問題。目標動搖或者后退，涉及相當多國家甚至全球經濟前進還是后退，甚至是陷入危機的問題?！?/p>

長期的氣候雄心除了依靠短期的政策實現(xiàn)，更重要的是跨越“金融的鴻溝”。

世界銀行估算，為實現(xiàn)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僅中國在2060年之前就需要在電力和運輸部門新增投資14萬億美元（約合100萬億人民幣）。為滿足這些需求，不僅需要有針對性地公共投資，還需通過改革和政策來釋放私人資本。

歐洲氣候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國際清算銀行原副總裁Luiz Awazu Pereira da Silva，用綠天鵝一詞描述氣候風險，他認為金融可以有所作為去避免“綠天鵝”的出現(xiàn)。

他表示，這不是單打獨斗，必須政府、國際機構、監(jiān)管部門、資源部門，尤其是金融機構，通力合作，通過“大聯(lián)合”去實現(xiàn)進步，還可以圍繞零碳實現(xiàn)全球的金融聯(lián)盟。另外，要讓各個國家或地區(qū)層面承諾減排、限排，這也是《巴黎協(xié)定》的精神所在；要有風險度量的披露規(guī)則；要有相應的經濟機制，恰當?shù)奶级▋r機制以及碳交易機制。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呼吁，吸收借鑒國際經驗，盡快建立適合中國的氣候變化相關治理框架。完善碳市場交易制度和基礎設施，逐步推進區(qū)域碳市場與全國碳市場、全國碳市場與國際碳市場的連接，激發(fā)更多市場主體參與自愿減排項目。豐富符合我國碳市場需求的碳期貨、碳期權等金融衍生品。推動轉型債券市場發(fā)展，對符合環(huán)境效益信息披露的轉型債券提供財政補貼等政策支持，完善轉型債券投融資生態(tài)等建議。

“不可控”的新變量：AI的潛力與風險

在為期三天的峰會中，絕大多數(shù)的討論中都涉及AI發(fā)展對金融將帶來的潛在的影響。AI對金融行業(yè)而言如果在一年之前還是“用與不用”的問題，但在今天以及不久的未來則是“怎樣去用”。

在“金融領域的 AI 變革與挑戰(zhàn)”圓桌討論中，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楊燕青表示，人工智能的定位“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蘊含經濟學的框架中的三個特征：成本不斷下降、非常廣泛的應用以及可以引起非人工智能的之外的其他領域的交叉投資的迅速上升。但在目前從上述標準來檢視當前的人工智能，會發(fā)現(xiàn)還處于某種幻覺之中。

“如果邏輯推理和復雜決策角度人工智能能有大的突破，意味著人工智能會比較準確，人工智能會真的用到所有的行業(yè)，尤其金融領域?！倍J為這一突破將在非?？斓臅r間內發(fā)生：在未來的5年之內，甚至1、2年之內。

潛力背后也有隱憂。摩根大通集團首席風險官Ashley Bacon談及人工智能發(fā)展帶來的挑戰(zhàn)時稱，我們始終認為網絡安全風險較高，對于全球其他系統(tǒng)來說也是如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重大進步使形勢變得更加復雜，催生并擴大了新的風險變量。

為了更好利用人工智能并管理其風險，Ashley Bacon認為國際合作勢在必行，這包括匯集來自不同國家、文化和行業(yè)的不同觀點，共同開發(fā)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賴的人工智能系統(tǒng)?；趶V泛國際共識的人工智能規(guī)范和治理結構將是其中的關鍵。 

一些包容性對話已經展開，比如，2023年11月1日，人工智能安全峰會召開并發(fā)表由包括中國在內的與會國共同達成的《布萊切利宣言》；今年春天，中美政府間關于人工智能展開對話。

除了顛覆性技術帶來的挑戰(zhàn)，人口老齡化也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相關數(shù)據顯示，到2050年，全球欠發(fā)達地區(qū)65歲以上人口規(guī)模將達12.5億，較當前增長7.5億，而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qū)，這一趨勢將格外顯著。全球不少地區(qū)曾經驅動經濟擴張的年輕勞動力正在縮水，主要增長則集中在非洲。東亞地區(qū)面臨“未富先老”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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